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 郭柯 一席第458位讲者

郭柯，导演。

其实《二十二》这部纪录片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也很纠结。但是随着长时间跟这些老人接触，和她们相处，我坚定了当初的想法，就是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记录。就像这个海报上那四个字：深情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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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郭柯

 

大家好，我是这部纪录片《三十二》的导演郭柯，这部片子是2012年拍摄的。

这位老人叫韦绍兰，她是1920年出生的，她的身份就是我们历史书上提及的“慰安妇”。

1944年日军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当年韦绍兰24岁。有一天她背着自己1岁的女儿在山头，被日本人发现了。有一个日本兵举起了刺刀，她以为拿刀来捅她，结果那把刺刀挑断了她身上的背带。孩子掉了下来，她没有办法逃跑，之后就被押上了车，准备送往日军的据点。

那辆车一边开一边抓人，后来在路上又抓了好多中国妇女，把她们运到了离新坪镇30公里以外的炮楼里面。在那个炮楼里，日本兵每天都会去强奸她们。韦绍兰的孩子就睡在她旁边，有时候日本兵为了不让孩子哭，还会给她一颗糖吃。

过了三个月，日本兵对韦绍兰的看管稍微放松了一些。韦绍兰就趁着给日本人洗衣服的机会，跑到村头村尾去张望，寻找逃跑的路。有一天晚上，她发现那个看守的日本人在打瞌睡，她就背起女儿，从那个日本人身上慢慢地迈过去。她逃跑了。

逃跑的时候，她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她选择了那条小路，顺着路走，走到了天亮。接着走到快天黑的时候，还是没有到新坪。她看见一户人家，里边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跟她说：“阿嫂，你走到新坪夜了不？”韦绍兰说：“夜了我就不会去了，你有没有稻草？”老奶奶给了她一些稻草，她就跟孩子缩在这个稻草里，度过了离开日本军据点的第一晚。

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奶奶跟她说：“阿妹一直在哭，熬点粥给她喝吧，我给你煮点红薯芋头。”吃完了，老奶奶告诉她：“不怕的。”

告别了这个老人家，韦绍兰顺着路一直走，走到天黑，终于回到了自己家里。当时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在那儿吃饭，丈夫看见她就说：“你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回来呢。”韦绍兰当时听见这句话就哭了。

反而是她的婆婆劝她说：“先给阿妹煮点粥吃，吃完了给她洗个澡。”她的丈夫恨她、骂她，说她出去学坏。婆婆说她不是学坏的，她是在山头被日本人拉走的。邻居也说幸亏是她机灵，知道跑出来，有的人想跑都跑不出来。

韦绍兰是11月份的时候跑回去的，大概是因为营养不良，12月份的时候她的那个女儿就死掉了。又过了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怀的是日本人的孩子。她当时想死，喝农药，后来被她的邻居把命给救回来。婆婆还是劝她说：“死什么，留着这条命。不管他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来，万一以后你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办。”

就这样，1945年，也就是日本人投降那一年，她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取名罗善学。

我第一次看到韦绍兰这个名字是2012年，在一篇微博报道里。我觉得她的故事非常离奇，是不错的素材。在那之前的十几年，我一直在做副导演，从事影视剧的拍摄。2012年的夏天，我到广西去拜访韦绍兰。广西的山水很美，也很诗意，但是韦绍兰的居住环境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土房子就是她的家，里边空空荡荡的，只有桌子椅子这些简单的家具。韦绍兰生了罗善学以后，又跟自己的丈夫生了一儿一女。她的丈夫在20多年前就去世了，女儿也在前两年去世了。

罗善学告诉我，他从小在村里就受到了异样眼光的看待，到现在都没有结婚。以前有人帮他说媒，说了几个都没成。后来终于有一个女孩愿意嫁给他，但是对方母亲极力阻止，所以到现在他还是一个老光棍。

韦绍兰现在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低保，一个月90块钱，每3个月到镇上去领一次。她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她说因为白菜便宜。说到苦，她说没有人会比她更苦，以前总是砍柴割草来卖，眼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其实对于她们的苦难，在去见她们之前，我心里是有一些预判和想象的，但是这个老人身上终究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想到的。

有一次我问韦绍兰和罗善学同样的一个问题，大概意思就是你们对将来怎么看。罗善学跟我说，他说如果有一天生病了，连一个给他端杯水的人都没有，到时候他就喝农药死掉就完了。而韦绍兰回答，她说我还没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老人为什么心里会那么乐观。跟韦绍兰聊天的时候，她经常会从聊天的内容中跳跃出去。比如她看到了一把伞，就会自言自语说出几句像童谣的句子；比如天上要下雨了，她也会自言自语。后来我就问翻译，她的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就这样，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么几句话：

天上下雨路又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

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几句话我想应该是当地的俗语，但是用到老人身上又是那么贴切。从她的嘴里念出来，仿佛在说她自己的一生。

有一次韦绍兰跟我聊起她的童年，还是姑娘家时候的事情。十三四岁她经常上山去放牛，隔壁村有一个60多岁的人，背拱拱的，她们叫他十二爹。这个十二爹很会唱歌，她们一帮小孩子看到十二爹就会上去围着他说：“爹爹教我们唱歌，教我们唱歌。”十二爹说他要放牛，小孩就说：“我们帮你放牛，你教我唱歌吧。”

韦绍兰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脸上泛起的笑容就跟小孩子一样。我就问她还记不记得当时学的那些歌，能不能唱一段给我听。她笑了一笑，说她现在老了，不像十八二十多的时候了，声音不好听了。后来我让翻译多次地请求她，她还是唱了。然后我们拍下了这一段，也用在了纪录片的片尾，现在我给大家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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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这部纪录片以后，我每一年都会到广西去看韦绍兰老人，每一次我都尽量能在她家住一晚。有一年春节前，我们四个人到了广西去看她。我们当时的安排是头天下午到她家，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广西。到那儿以后，我给了她500块钱的生活费，她笑呵呵地拿着了，放在她衣服里边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小荷包里面。

吃完晚饭我去她屋里面，想跟她告个别。她坐在那张床上，看我进去了，叫我坐在她身边。我坐下来以后，她还是笑呵呵的，就像视频里那个笑容一样。她从衣服里拿出了四个红包跟我说：“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我打开红包，每个红包里边分别都装着一百块钱。当时的那种感受，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在接触韦绍兰以前，我对“慰安妇”的理解就是停留在那个词上面；但是碰到她以后，这个词变得具象了，它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所以我对老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第一次见到韦绍兰老人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亲切，拍完片子以后我回到北京做后期，每天都能在电脑屏幕上看到韦绍兰老人，听着她讲故事，看着她笑。后来做完后期，我基本上都能听懂她说话了。

正是因为遇到了韦绍兰，我才决定要以纪录片的形式去把其他的受害者都记录下来。

我到上海师范大学找到了苏智良教授，他做“慰安妇”研究已经30多年了，他聘请了研究员和调查员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网络。他告诉我“慰安妇”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减少。我2012年拍摄韦绍兰老人的时候，他说全国就剩下32位老人了，所以那部纪录片就叫《三十二》。到了2014年，他说这些老人只剩下22位了，所以第二部纪录片就叫《二十二》。

这位老人叫林爱兰，她是海南人，1925年出生，当地人都叫她阿环。林爱兰老人具有双重身份，1939年的时候，也就是她14岁那一年，她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成为了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员。后来她跑到日本那个部队的内部，去偷出子弹给我们的部队。她还跟我讲，她用枪打死了两个日本人，政府还因此奖励了她两个纪念章。这两个代表着功勋和荣耀的纪念章她看得比命都重要。

1941年的时候，林爱兰被抓到了加来一个日本据点，在那里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后来她不能走路，每天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只能依靠双手支撑着椅子慢慢地挪动。林爱兰一辈子也没有结婚，到了快70岁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林宝香。阿香后来嫁人了，生了孩子，没有时间去照顾她，把她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养老院。

我们第一次见到林爱兰老人的时候就在养老院里，她当时在那儿已经住了三年多了。老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就从衣服兜里掏出了那两枚纪念章给我们看。林爱兰老人的性格非常刚强，眼神也很锐利。她的房间里放的最多的东西就是刀，有菜刀，有水果刀，还有镰刀。

这把就是她的镰刀。

我当时问她这把镰刀拿来做什么，她跟我说：“我们这儿有很多小偷，晚上他们要进来偷我东西，我就拿镰刀砍他们。”有一次我跟她聊天，我说：“阿环，当时日本人抓你进去的时候，后来发生了什么？”林爱兰说她当时被抓进去了快两年的时间，然后她沉默了，陷入沉思。我当时没说话，静静地看着她，她的眼神柔软了下来。

2015年12月23号，林爱兰去世了。2016年的元旦节，我们去给她上坟。到了那儿我们看到她的坟头只有一堆黄土，连碑都没有。我就问阿香怎么回事，阿香跟我说在他们海南临高那个地方有个风俗，为逝去的人立碑的必须是自己的儿子或者是男性亲属，因为他们的法师要过来作法，如果是女性就没有办法把逝者的魂招回来，所以阿香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们托朋友找到了当地的政府，苏教授那边给林爱兰老人刻了一个碑。在2016年的四月份，这个碑终于在她的墓前立了起来，上面写的是“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老人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这位老人叫朴车顺，韩国人，但是她在中国生活了70多年。十几岁的时候日本人告诉她，在中国有一个袜子厂，可以去那儿打工挣钱，她就跟着那个日本人从韩国来到了中国的武汉。到了武汉以后，她发现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什么袜子厂，是一个慰安所，里边有很多的日本人。

后来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这个慰安所的遗址，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叫积庆里，在武汉市区。红色瓦面的区域就是当年的慰安所，现在里边住的是居民，有的房间其实还遗留着当年的那些痕迹。

朴车顺后来从这个慰安所里逃了出来，然后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后来她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叫毛银梅。姓毛是因为她说她很喜欢毛主席,叫银梅是因为她的丈夫喜欢白色的梅花。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毛银梅再也没有回过韩国，但是她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后来，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她的丈夫在20多年前去世了，毛银梅就跟着自己的养女一直生活。

她的养女叫黄美容，我叫她黄阿姨。后来有一次我问她的养女，我说老人之前的事情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黄美容说：“我不知道她以前的事情，我们作为晚辈也不能问她，老人也从来没跟我们讲过。”后来有韩国人到她家里去帮助毛银梅老人，这个时候黄美容才一点一点地了解她妈妈以前的事情。

毛银梅是我们见到的这些老人里面居住条件比较好的。这就是她的房间，右边的墙上贴的是韩国地图，地面上也铺了软的垫子，这些都是韩国志愿者给她装饰的。

我们去了以后就会席地而坐，跟她聊天。有时候她说得高兴的时候，还会唱起她小时候的韩语歌。她的桌子上摆了一个录音机和两盒磁带，磁带里边全是韩语歌曲，这些也都是韩国志愿者送给她的。志愿者说如果老人思念家乡的话，可以看看地图，听听这些歌。接下来这一段是毛银梅老人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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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片在2015年和2016年都被韩国的电影节邀请去展映，很多韩国观众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流下了眼泪。当时，韩国人还邀请我们去参加了在首尔的周三集会。周三集会从九几年就开始了，到现在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在日本大使馆门口立了一座“慰安妇”少女铜像，每周三民众都会到大使馆门口去声讨日本，让他们就“慰安妇”问题做出道歉。

我去的那次看到了有修女，有中学生，有小学生，还有社会人士组成的群体，全部都坐在大使馆门口。当然还有韩国的受害者，吉元玉老人。那个修女就冲着日本大使馆喊出了他们本国受害者的姓名，然后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喊，包括这些小朋友。之后这些小朋友还给吉元玉老人表演了节目，最后他们还拥抱。

我看到这一幕就在想，这些小朋友那么小，他们应该不会明白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老人是谁。但我想，等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一定会知道这个老人是什么身份，她曾经受过什么遭遇。这就是周三集会的现场，中间坐着的那位就是吉元玉老人，前面就是小朋友在表演节目。

其实韩国人也曾经试图把毛银梅老人接回韩国，但是老人拒绝了他们。她说现在回到家乡也没有亲人了，在中国，女儿对她很好，晚辈们也非常孝顺，她说她要留在中国。

2017年的元旦，我们去看了毛银梅老人。当时她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躺在床上，要依靠吸氧机来支撑。她看到我们以后，非常伤心，一直流眼泪。为了不让她过度伤心，我们只在那待了一会儿就匆匆地离去了。2017年1月18号，毛银梅老人去世了，子女把她跟她的丈夫葬在了一起。

其实《二十二》这部纪录片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也很纠结。但是随着长时间跟这些老人接触，和她们相处，我坚定了当初的想法，就是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记录。就像这个海报上那四个字：深情凝视。

其实我跟那么多老人接触，跟她们聊天，她们都有伤心的时候。我当时以为这些老人会在说到日本人暴行以及她们在慰安所的遭遇的时候会很伤心，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

韦绍兰老人，她回到家听见她丈夫说“你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流泪了。

毛银梅老人，她在回忆她逃难时跟母亲分别的那一幕，她没赶上火车，母亲跟她的妹妹在火车上，火车开走了，她就在下面追。说到这一刻的时候，她哭了。

林爱兰老人，她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日本人绑起来扔到了河里，讲到这儿的时候，她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李爱连老人，她从据点逃回家以后丈夫跟她说“没关系，我们以后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自愿的”。李爱连老人说到这的时候，泣不成声。

我在海南认识了一位日本的留学生叫米田麻衣，是一个女孩，她跟海南的这些受害老人接触了5年多。有一次我就问她，我说你跟老人相处了那么久，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她告诉我，王玉开阿婆的家人有一次拿了一张日本人的照片给阿婆看。那个照片上面的日本人很老了，80多岁。阿婆看那个照片，没有哭，也没有生气，她笑了。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有了。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能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的故事。但是我想借一席的这个平台，带大家去认识一下每一位老人。

李美金，海南人，现在跟她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陈连村，海南人，现在跟她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陈亚扁，海南人，现在跟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养老院里面。

符桂英，海南人，她是这些老人里边最年长的，1919年出生，2015年去世。

符美菊，海南人，现在跟她的孙子和孙媳妇生活在一起。

黄有良，海南人，跟她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林爱兰，海南人，2015年去世。

王志凤，海南人，跟她的儿子儿媳妇生活在同一个村里。

毛银梅，韩国人，2017年去世。

曹黑毛，山西人，现在跟她的养女生活在一起。

郝菊香，山西人，2016年去世。

李爱连，山西人，现在跟她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李秀梅，山西人，2014年去世。

刘风孩，山西人，她是唯一一位不愿意接受拍摄的老人，我们尊重她的意愿，只是拍了她家的一个外景，这位老人2017年去世。

刘改连，山西人，现在她的5个子女轮流照顾她。

骈焕英，山西人，现在独自住在山西的窑洞里。

任兰娥，山西人，2016年去世。

张先兔，山西人，2015年去世。

赵兰英，山西人，2016年去世。

李凤云，朝鲜族，生活在黑龙江，2016年去世。

何玉珍，广西人，2014年去世。

韦绍兰，广西人，现在跟她的日本儿子生活在一起。

这些老人，是我们2014年拍到的22位。截止到2017年1月，这些老人只剩下11位。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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